疫情过后对中国第三部门的几点思考

社会组织,或者在中国常提及的第三部门,应该在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?这次前所未有的疫情危机清楚表明,政府和私营部门不能满足所以的市场和社会需求,在一个运行健全的社会体系中,第三部门必不可缺。从对部分中国基金会的访谈和媒体报道的观察中,我们看到了社会组织迸发出来的创造力和巨大的潜力。然而,尽管其重要性似乎毋庸置疑,其发展和定位却颇具曲折。

社会组织,或者在中国常提及的第三部门,应该在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?这次前所未有的疫情危机清楚表明,政府和私营部门不能满足所有的市场和社会需求,在一个运行健全的社会体系中,第三部门必不可缺。从对部分中国基金会的访谈和媒体报道的观察中,我们看到了社会组织迸发出来的创造力和巨大的潜力。然而,尽管其重要性似乎毋庸置疑,其发展和定位却颇具曲折。

记得以前接触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时常会自嘲,自己只是跟“老弱病残”打交道。这也侧面反映了民间对第三部门的认知,似乎这个行业只是服务于边缘人群,在主流商业社会中显得微不足道。虽然第三部门在中国包括官方和民间非营利组织,学术界也有主张将其定位为从事政府和私营企业“不愿做,做不好,或不常做”的事 (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王绍光教授)。

诚然,正式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出现的,其定位也在政府的改革和市场的反应中逐步演变。 这次疫情和封城中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轰然坍塌,正式的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的自组织所做的绝不仅仅是“查漏补遗“。我们见到了一大批草根组织和社会力量,在危机中运用其对社会问题的敏锐察觉力,其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和公信力,成为重建社会结构的一个关键粘合剂。“武汉银杏行动”就是这样的一个绝佳例子,运用其社会资源为疫情重点地区筹集了两千多台制氧机。除了款物捐赠支援,我们还看到了很多例子包括社区自发的应急服务,对特殊群体的关怀,和协作平台的搭建。

尽管疫情当中社会力量参与的例子数量可观,大多数行动却仍是规模有限。社会组织长期缺乏大规模的协作体系。一部分原因在于国家对此的态度–政府对于任何大规模的协助体系一向比较警惕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态度一向摇摆不定。经历此次危机和社会力量在此期间发挥的积极作用,政府是否会改变对第三部门的态度吗?是否会对社会组织更加放心放手?双方是否能发挥各自所长,向着伙伴关系迈近一步?

令人欣慰的是,今年三月份中国新出台的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方法》显现出政府意识到并愿意促进第三部门发挥的积极作用。《方法》除了扩大购买服务的主体范围,还突出重点在民生保障领域如社会事业,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等服务项目,和社会治理领域的社区服务,社会工作,法律援助等。这是社会组织应该并可以抓住的机会。

疫情当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力量的巨大潜力。疫情过后和经济下行对民生的冲击巨大,急切需要社会组织发挥所长承担更多责任。见证了社会组织在此期间发挥的积极作用,政府和民众是时候拥抱第三部门的蓬勃发展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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